1893年，正值三年一度的乡试。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因屡试不第，也来应考。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怕儿子再次落榜，便想使用非常手段。

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进士。此公性格倔强，待人刻薄，因此“科场得意、官场失意”就成了他的宿命。考取进士以后，他曾出任江西金溪知县，但因“办事颟顸”被两江总督沈葆祯弹劾，只好返回京城去坐冷板凳。1893年他因母亲去世回乡服丧，正好遇上儿子赶考。他打听到这年浙江乡试主考官殷如璋与自己是同科进士，便在殷如璋抵达苏州时，派家人陶阿顺登上官船，递上一封密信和一万两银票。

周福清为让这笔“买卖”不亏本，还在信中罗列了另外几个考生的名字，要求殷一并照顾。为此，他向这几位考生家长索取了不少好处。

始料不及的是，当陶阿顺登船投书时，殷如璋与副主考周某正聊天。他明白来者用意，便收下信件示意陶及时退下。谁知陶阿顺大声嚷嚷起来，责问殷为什么只知收钱不开收条。在这种情况下，殷如璋只好翻脸，连人带信一并拿下，押送苏州府查办。

事情败露之后，周福清逃往上海，后因走投无路，又自首投案。有清一代，科场舞弊本是杀头之罪，但念及他是多年老臣，再加上有人说项，最终被判八年监禁。

周福清入狱后，周伯宜被革去秀才身份。经过这次打击，周伯宜更是破罐子破摔，越发堕落起来。他不仅终日酗酒，吸食鸦片，还经常打骂妻子，乱发脾气。后来，他卧病在床久治不愈，1896年去世，享年37岁。从此以后，鲁迅一家从小康坠入困顿。

需要说明的是，周家的故事有几个版本，均大同小异，这是其中一个。纵观周福清的一生，大概有两件事值得肯定。其一是他虽然热衷于功名，但教育理念在当时不无可取之处。他主张儿童启蒙不一定非要从《三字经》和《百家姓》开始，应该先读《鉴略》。《鉴略》是明人李廷机根据中国历史编撰的启蒙读物。周福清认为读这书既可以识字，又可以了解中国历史，因此鲁迅和周作人都是用《鉴略》开蒙的。另外，他还认为小孩子识字以后，应该读《西游记》之类的小说，而不是读比较难懂的《诗经》。其二是他从青年时代就养成记日记的习惯，而且一直记到去世的前一天。这部日记反映了当时的官场风云和社会百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惜1919年鲁迅回去搬家时，因为东西太多，不方便带走，便用两天时间把它烧掉。鲁迅说：“我这次回来翻了翻，好像没有多大意思，写了买姨太太呀，姨太太之间吵架呀，有什么意思呢！”鲁迅此举，实在是重大的失误。

有意思的是，鲁迅也有记日记的习惯，还与周福清使用的纸张一模一样。而且，鲁迅的日记好像也记到临死的前一天，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天意？智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