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张国荣、海子、顾城是内地小资情怀的三大俗。从审美的层面，张国荣代替我们完成了一种“血染胭脂染蝶衣”式的人生想象，又或者说替代我们完成了某种人生的抒情性。张国荣是一个被无限放大的比例尺，他替代我们完成了性别的越界，替代我们完成了轰轰烈烈死去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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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4月，被张国荣缠绕。每年看别人回忆他，纪念他，分析他，消费他，神化他，只有他不再说话。今年的纪念有了新内容，《阿飞正传》失传片段找回，1984年的旧片《缘分》在内地上映。一年365天，有一天属于张国荣。一年年的纪念，一年年的老调重弹，渐渐的，我们也好像没有真正问过自己，为什么要纪念张国荣？张国荣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尤其对我们内地受众来说，对于张国荣的迷恋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说，在香港，一年一度的怀念张国荣不成为一个问题。但在内地，身处全然不同的时空语境下，我们怀念张国荣时，到底在怀念什么？

有一种论调说，荣迷以白领、小资居多。这样的论调本身有没有实证的支持，小资本身也是一个含义模糊的命名。但在内地，张国荣确实以小资偶像的方式被供奉，来阅读，这样的说法大致不错。

有人说，张国荣、海子、顾城是内地小资情怀的三大俗。搜索张国荣的纪念文章时，看到一篇网友的帖子，说“人民英雄为什么比不上自杀的戏子”，帖子里说的人民英雄指的是同样在4月1日去世的海空卫士王伟。这样的提问只有在内地的语境下才会被提出。张国荣与王伟，表面上看风马牛不相及，但这本身堪称无聊的提问无意间说出了我们理解张国荣的语境差异。提问者本身是在政治的意义上去比较两人间的死亡意义，而问题在于，在一个去政治化的社会语境里，张国荣的死更多是一个审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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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张国荣代表的是今天许多小资的人格理想。譬如，对于张国荣的形象建构中，一个极端突出的地方在于对某种本真性的强调，这个本真性贯穿他的人格、性取向、表演与歌唱。“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这是张国荣的自白，也是千千万万小资的自我想象。李陀分析过上世纪90年代小资写作的泛滥，一个显著特点是意识流的泛滥，自由间接引语无节制的引用，而背后其实都是以“我”的本真性的立场上发言。从“我们”到“我”，中文世界的这一微妙转换本身不仅是写作者本身的自我想象，更是数量庞大的小资群体的自我指认。

同时，从审美的层面，张国荣代替我们完成了一种“血染胭脂染蝶衣”式的人生想象，又或者说替代我们完成了某种人生的抒情性。张国荣是一个被无限放大的比例尺，他替代我们完成了性别的越界，替代我们完成了轰轰烈烈死去的想象，他在电影里替代我们以孤独的手势说出那句“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飞累了就睡在风里”。

在受众那里，这放纵不羁的一生需要以一个惊世骇俗的离世才能获得审美意义上的完满。惊世骇俗的死亡语法，不外乎为了一个崇高的信仰悲壮死去，或因个体的精神困境而决绝自刎。在一个后革命的年代里，革命英雄式的自我牺牲所能引起的审美震撼已被证明是无效的，甚至是虚无的，只有一个文化工业下生产出来的艺人的自杀才具有普度众生般的震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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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说：你们爱的，只是烈士。回想起来，在每一个文艺青年鸡飞狗跳的青春期，我们也曾一度沉迷于这种在策马奔腾的年纪轰轰烈烈死去的幻想，我们也相信过侯孝贤《悲情城市》里那个跳瀑布自杀的女孩的传说：面对这么灿烂的青春，不知如何是好，不如像樱花一样，在生命最美丽的时候，随风离枝。我们也迷醉于三岛由纪夫式的自戕，我们相信的是塞林格名言的前半句“一个不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英勇地死去”。

而这些似是而非的自杀想象背后的古典时代的日本意识、日本二战后的历史现实、西方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困境，这些都来不及深究，或者无意去深究，我们要的只是一个自杀的姿态。张国荣的自杀，也可作如是观。他以生如夏花一般的绚丽包扎了我们对于人生的传奇性的全部想象，至于他和背后的香港的关系，与我们无关。

因此，13年纪念下来，很少有人会提到张国荣在《红色恋人》里演过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共产党员，这样主旋律的身份设定或许不符合与革命绝缘的小资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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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香港人来说，张国荣的死更像个政治事件。他的死，给一座风雨飘摇的城市下了一道悼词，梅艳芳之死是第二道。回头来看，与其说张国荣是“香港精神”的化身，倒不如说是香港精神、香港意识的危机。

所谓的香港精神是什么呢？是早期周星驰喜剧里那种至贱有至福的泼皮无赖相，是麦兜系列里那种“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之蛋挞”、“大难不死，必有锅粥”式的豁达，是梅艳芳临死前一个月上郑裕玲的节目时对全香港人作出的那个“I am still here”的承诺。

曾经，最怀念张国荣的人是谁呢？马家辉说：当我们说香港人怀念张国荣的时候，需要区分，对于不同的年龄层，有不一样的意义。跟张先生差不多同岁的那群善男子善女子，由于跟他一起度过香港的辉煌年月，一起成长，一起打拼，一起见证路途上的种种不平与挫败、挣扎与成绩，张国荣之逝遂如同自身的离散崩坏，那种惊吓与惶恐，虽非确确实实的“切肤”，仍是确确切切的痛楚。

马家辉或许只说对了一半，那些不与张国荣处于同一时代的香港人在纪念张国荣时，又在纪念什么呢？我想，那些新新人类对于张国荣的怀念，也是对一座城市的爱。在怀念张国荣的名义下，不论是不是荣迷，都会再说一句：原来香港的夜色这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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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再去看重映的《缘分》，张曼玉、张国荣和梅艳芳在建成不久的港铁里玩缘分游戏。为了两个人的相遇，整个城市加开了一列地铁，这样的剧情只有在香港人和这座城市的共情结构里才能成立。这可以看成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上世纪80年代一个童话式的改写：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因此，对香港人来说，张国荣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时代，他的升起和跌落和这个城市的兴衰保持同一频率。

而我们对于张国荣的沉迷，或许就是一个小资梦的投射。张国荣标识的异质性的美学，也只有放在小资美学的范式下得到理解。他在审美的领域里有多摄人心魄，在现实层面的我们就有多倍感无力。相较于香港人对张国荣的纪念的政治性，我们的纪念反而来得更弱，最终变成一种有教养的自说自话自伤自悼。沈河西(专栏作家)